迈克尔·谢林汉姆：伦敦百年书店续写中国情缘

人民网伦敦12月26日电 （余颖、施沐阳） 伦敦大英博物馆所在的大罗素街从来都是旅游编辑们的热门推荐，但很少有人会注意街另一侧的小店，41号是伦敦历史最悠久的中国书店之一亚瑟·普罗布斯坦书店，这间开业于1903年的老书店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周年，书店创始人是一位杰出的东方学家，也就是迈克尔·谢林汉姆的叔祖父亚瑟·普罗布斯坦。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和致力于推动中英文化交流的使者，谢林汉姆曾就读于杜伦和剑桥大学，并在1971年中英正式建交前夕访华。上世纪70、80年代，他曾多次往返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担任外籍教师。返英后，谢林汉姆在与家人经营书店的同时，继续在伦敦多家大学和机构中教授中文和中国历史。

时光荏苒，家族书店代代相传，至今，店内出售的书籍仍主要来自中国、亚洲、非洲和中东，书店有着数以千计的绝版和二手书籍，还有一些来自于家族收藏的珍稀古董书。近几年，书店的经营传承到家族的第四代，谢林汉姆的外甥们仍在坚守书店，续写中国情缘。

代代浸润 辈辈相传

人民网：您的叔祖在 1903 年成立这家书店的同时，开始研究包括中文、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东方语言，随后开始出版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书籍。您的父母同为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又经营亚瑟·普罗布斯坦书店多年。这一家族背景如何影响了您的成长？

谢林汉姆：因为父亲和亚瑟·普罗布斯坦书店的关系，我在上学时就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一开始，这些影响还比较细微。我记得曾经学校里面布置了一篇论文，要写中国的地理。出于这份作业的要求，我才在书店里面拿了几本书开始真正地学习有关中国的事情。在书店的持续影响和父母的鼓励之下，我选择在中学毕业以后进入杜伦大学学习中文。这在六十年代的英国还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

人民网：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学是如何教授中文的？您觉得这一学科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谢林汉姆：当时，教授中文的英国大学并不多，相比现在的中国研究也有诸多不同。我的中文教育从阅读古文开始，也就是古汉语。和千百年前的中国学生一样，我们学习的内容也包含了孔子的《论语》等许多经典著作。可以说，我在杜伦接受了一种十分传统的中文教育。

虽然本科的三年期间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汉语，但我逐渐开始对十九世纪之后的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兴趣。本科毕业以后，我于1968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一年硕士，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学习现代汉语。虽然不是我的核心课程，但我得到了马丁·贝尔纳的辅导。贝尔纳当时是我在国王学院的个人导师，也是少有的、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年轻学者。他非常鼓舞人心，我从未听说过有外国学者有类似的经历。当我展现出了对现代汉语和相关文学作品的兴趣之后，他积极鼓励我继续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我依然记得，贝纳尔挑选了冰心女士的作品，教我阅读的同时他也会跟着大声朗读。

1969年到1972年，我在贝纳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题为《鲁迅文学作品之社会功能——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理论的个案研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鲁迅、五四运动和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我十分享受这一过程。

爱无界限 万里情牵

人民网：从书店为您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大门，到您从剑桥毕业，其实一直都是为去中国做准备。第一次真正访问中国是什么时候？

谢林汉姆：1971年4月，我和姐姐莱斯利·谢林汉姆作为英中了解协会的成员第一次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一次开创性的访问，那时的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亲此前参加了协会组织的1970年的第一次访华之旅，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英交流的先驱。旅途中的我非常兴奋，也不断地被周围看到的东西启发着。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向周围的人打听，能否作为英语老师在中国教书。

回到英国以后，我便开始在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处教授英语，自然和使馆的许多工作人员成为了朋友，他们帮我传递了希望能够回到中国教书的愿望。还有一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人是李约瑟博士。那时的他是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学者，也是英中了解协会的主席。他不仅在我了解中国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同时也鼓励促成了我的北大教师之旅。1972年，我正式作为北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人民网：作为北大最早的外籍教师之一，70年代的北京是什么样的？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谢林汉姆：提到那段时光，那就不得不提我当时居住的地方，北京友谊宾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友谊宾馆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北京从事翻译、交流和教育工作的外国人都住在那里。

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人甚至从解放初期就长期居住在北京。他们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经常会和他们一起去大栅栏或者友谊商店逛街，但我也会在工作之余一个人拜访一些久居北京的朋友。

人民网：后来您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组建拥有了一个国际家庭，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

谢林汉姆：我和我妻子素素是在北京大学期间认识的。1973年，她从北大毕业，然后告诉我她将要前往深圳大学，于是我们不得已分开了。虽然我回到了伦敦，但我一直想着找机会去深圳和她团聚。八十年代初，一位相识多年的北大老师安排我去清华大学的暑期授课。在那之后，她便将我和另外几位外国朋友一起派到深圳支援刚刚建立的深圳大学。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与素素重新在一起的好机会。在那之前的好几年里，我们都没有办法见面、只能通过书信进行联系。说实话，我和素素以及她的家人都没有想到，在八十年代中的深圳办理跨国婚姻仍是如此的困难和不寻常。当我们第一次携手踏入民政局的时候，可以看出那里的工作人员在欢迎我们的同时惊讶地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他向我们表示非常遗憾，暂时不能帮我们办理结婚登记，因为这是特区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所以我们必须先向上级提交申请才能登记结婚。1986年，结婚一年的我们结束了在深圳的工作回到了北京，素素生下了我们的女儿莉莉。

 续写中国情缘 传播中国文化

人民网：您和夫人在女儿出生不久后回到了英国，请问您是如何继续推动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谢林汉姆：回到英国之后，我在位于霍本的伦敦城市大学、文学学院和摄政街理工学院（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前身）教书，内容涵盖中文、现代中国史和其他一些科目。机缘巧合之下，我也在现在居住的哈斯勒梅尔小镇博物馆教中文。最多的时候，光一堂课就有超过五十位学生。

人民网：明年就是亚瑟·普罗布斯坦书店创办一百二十周年，请问这份与中国的联系在您的家族中扮演了什么样的特殊角色？

谢林汉姆：对我们来说，这个书店是一份代代相传的家族产业，家里的每一位成为都或多或少与中国有过交集。我的父母直到去世之前都在这间书店里面辛勤工作。我的姐姐莱斯利在摄政街理工学院学过中文，又在毕业之后和我的母亲一起经营书店。她与一位香港华侨的两个儿子蒂姆和克里斯目前已经正式接手书店的日常经营。作为中英混血，他们曾去香港和内地探亲，也肯定感受得到这份融在血液中的联系。

相对于英国，我的女儿莉莉对中国怀有更深的感情。她直到三岁之前都在北京长大，和她的外婆尤为亲近。可以说，莉莉和北京的情感纽带一直陪伴着她成长。在莉莉的脑海中，北京对她来说就是像家一样的存在。所以说，中国对于我们家族的任何人来说都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但我们周围一直有一种氛围，一种跨越中英两国的国际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