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泼拉德：痴迷中国古瓷终不倦

人民网伦敦12月9日电 （施沐阳、余颖）这一天，牛津南公园街1号楼不同寻常的热闹起来，近百来宾前来庆祝68岁的牛津大学马克·泼拉德教授退休，其中有泼拉德的同事和朋友，更多的是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

作为科技考古专家，泼拉德很早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82年，他首次造访中国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此后，泼拉德便积极投身中英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2014年起他带领来自多个国家的团队开启了“欧亚大陆古代金属的流动”的宏大研究计划，倾注心力最多的就是中国、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三地。

退休之季，他深情地说：“我对中国的痴迷不会消失，很期待再回到中国，继续研究甘肃敦煌佛教石窟寺编年史项目。”

马克·泼拉德

机缘巧合钟情中国古瓷

人民网：您刚刚从四十多年的科技考古学生涯中光荣退休，回望过去，这一切的起点在何处？

泼拉德：运气或许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使我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1972年秋，我进入约克大学攻读物理学本科学位。那年夏天，我刚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图坦卡蒙特展，对考古学萌生了兴趣，又恰巧来到了约克，在大学期间我作为暑期志愿者加入了约克考古学会的发掘工作。或许是因为发掘现场让我有了极强的归属感，我喜欢上了这个学科。1978年在约克博士毕业时，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结识了当时牛津大学考古学和艺术史实验室的主任爱德华·豪尔教授。他不仅是科技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也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和收藏者。由于我对这一学科的强烈兴趣，他便将我招募至实验室进行中国古陶瓷技术和来源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此后我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与中国和科技考古相关的工作。

人民网：您是如何推进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真正去到中国有何感受？

泼拉德：豪尔教授在项目开始之初便与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建立了联系，所以我当时的研究对象都是博物馆的中国瓷器。那时，外国学者并没有很多机会在中国当地开展研究。我第一次造访中国是1982年，豪尔教授和我一起参加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届古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并且跟团参观了南方的一系列窑址。三年之后，我又再次回到中国，在北京参加了第二届讨论会之后又参观了北方的重要窑址。如今看来，1982年的中国之行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便对中国着了迷：我对它的历史充满好奇、也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充满热爱。今时今日，依然如此。

人民网：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泼拉德：当我在豪尔教授的指导下接触中国陶瓷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已经改变了。如果要讨论具体的例子，那么有两方面最令我印象深刻。一就是陶瓷的艺术之美。一件宋代单色瓷，无论颜色还是造型都是那么地完美。作为一名科学家，让我惊叹的是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制瓷技术是如此先进。要知道，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宋人便能烧制出西方只能想象并直到18世纪末才能与之媲美的精美瓷器。我被这一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深深地折服。

担纲跨越欧亚的宏大研究

人民网：继80年代的两次中国之行以后，您是怎样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交流的？

泼拉德：1982年和1985年两次来访中国，我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那之后，虽然我和中国一直都有联系，也研究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考古学材料，但是直到2004年来牛津任职以后才第三次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2004年到2019年间，我每年都要去中国三次，在不同的城市旅行、参观博物馆以及拜访朋友。通过我自己的联络和罗森女士的引荐，我结识了许多中国学者。自2014年起，我还曾在北京大学和西安的西北大学教授科技考古的相关课程。

能够频繁往返中英两国，并且参与到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我深感荣幸。如果我能熟练地掌握中文，或许还能作出更多的贡献。好在我的学生中有像刘睿良和温瑞博士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帮助我理解中文文献的同时，将我准备好的内容翻译、呈现给中国的听众。

人民网：在过去的几年里，您一直担任“欧亚大陆古代金属的流动”大型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您是如何推进这项有非常宏大视野的课题的？

泼拉德：2015年，我和同事们在欧洲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启动了代号为FLAME的“欧亚大陆古代金属的流动”研究项目。研究团队总部设在牛津，但我们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有区域性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的陈建立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陈昆龙教授和金正耀教授，以及活跃在蒙古、俄罗斯和德国等国家的外籍学者。

在正式的合作伙伴之外，我们还通过许多小项目与更广泛的学者群体建立了联系。究其根本，FLAME并不是一个高度统一的项目，更像是由分布在不同地区、关注不同时段但又互相关联的数个个体的集合。基于我们的研究兴趣，我和刘睿良博士主要将目光聚焦在中国、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三地，其他同事则关注着西欧、高加索山脉、格鲁吉亚以及俄罗斯南部等不同地区。

人民网：欧亚大陆历史上各个文化在金属的使用方面看起来各不相同，而FLAME项目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索它们之间的关联，能否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些发现成果？

泼拉德：FLAME项目非常宏大，跨越了从爱尔兰到中国东海岸的整个欧亚大陆。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收集资料来重建金属在各个文化之间的流动。换句话说，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来研究历史上的不同社会是如何获取并且使用金属的方式。

以中国为例，我们主要关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中原地区和边疆之间的联系。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得出，那时确实有大量的金属从中原腹地流入草原游牧民族。但是，这些发现于边疆草原的金属器无论是作为战利品、贸易品或是朝贡品，都有着与中原完全不同的形制。他们选择将来自中原的金属制品重新熔铸成了配饰、马具和刀具等工具和装饰品。

由此我们得以了解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这些交流如何在外形上改变物质文化。即使材料改变了形式，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挖掘出故事。

马克·泼拉德

探索“何为人类”

人民网：FLAME项目组已经在不同国家举办了多场学术会议、并在数个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上发表成果。您认为这类大型国际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泼拉德：我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众都对自己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大家都希望知道过去几百上千年在这片欧亚大陆上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说，对过去的好奇让不同国家的人得以跨越国籍和语言的障碍来共事。我不会说蒙古语，但我可以跟蒙古的教授一起研究问题、讨论如何从现有的资料中获得答案。

我曾多次代表牛津大学在北京大学教授科技考古，但两校之间的交流远不止如此。我的同事约翰·贝恩斯也在北京待了一个月，教的既不是中英两地的考古、也不是科技考古，而是埃及学。所以说，考古学能够打开一扇门，人们不仅能通过它了解自己的历史，还可以去接触不同的文化。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考古学很重要，因为它有关整个民族的身份认同、能够回答“何以中国”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把眼光放到全人类，那么欧洲和中国同样需要互相了解，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去探索“何为人类”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历史。

人民网：您将职业生涯的四十多年都奉献给了考古学。荣休后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泼拉德：我想在这里先分享一个小故事。2004年应聘牛津大学讲席教授的时候，面试我的是完整的十二人评委会，其中一位评委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您自己认为最好的一篇论文是哪篇？我的回答是，下一篇。即使放到今天，我依然会如此回答这个问题。我坚信自己的下一项研究一定十分重要，只是我还没有把它完成而已。

我对中国的痴迷同样不会消失。我希望能够回到甘肃敦煌，继续梳理佛教石窟系统的编年史项目。我对中国青铜器着迷，更对他们如何铸造青铜器很感兴趣，古人以何种比例将矿石融化、混合，又以何种方式进行注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会尽可能长时间地研究中国，希望再次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