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者在机遇中看见困难，乐观者在困难中看见机遇。”

——温斯顿·丘吉尔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的大儿子马修的29岁生日！马修住在德克萨斯州，所以我通过WhatsApp手机App祝他生日快乐。马修有很多令我喜爱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他的乐观。

    10岁时，他想要追随贝克·汉姆的脚步为曼联效力，甚至对此感到痴迷。但那时他未能加入校足球队，因此我被派去跟他进行“炉边谈话”，试图温和地帮助他开拓视野，找到更实际的目标。

    我说，“马修，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没能加入曼联，你会干些什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表情，好像难以相信我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平复后，他说，“那我可能会为切尔西效力。”说完便带着足球去花园练习了。

    马修最后没有加入曼联或是切尔西。事实上，他实现了更高的成就——他的篮球水平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美国都属一流；他在德克萨斯州贝尔顿市有一份很棒的工作；他家庭美满，有娇妻爱子相伴。我为他感到自豪。他的这些成就和他的生日也引发了徒步中的我对乐观主义的思考。

    本质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18岁就加入保守党、支持纽卡斯尔联队的人怎会不乐观呢？这种乐观精神可能根植于我的基因中，流淌在我的B型阳性血中吧。乐观的态度在徒步中对我帮助很大，我更愿去相信，明天会是天气晴朗的一天，可以洗上热水澡而不是冷水澡；明天会途经这样一家加油站，那儿便利商店里的冰箱里装满了冰镇的健怡可乐；明天的落脚点有wifi，还有手机信号……

    想起积极乐观时，我总是先想到雪琳，进而想到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中国人有着积极向上的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杯子总是半满的，而不是半空的，这也是他们做生意做得好的原因。他们相信成功就在不远处。舆观调查网为英国《独立报》做的一项民调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却也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这一民族特性。

    调查于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展开，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世界在变好吗？是/否”（暂停一下，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据调查显示，在英国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法国还要少，只有3%，德国也是4%。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瑞典是最乐观的，这一数值达到了可观的10%（不过我们仍要意识到，还有90%的人认为世界没有在变好）。在印度尼西亚，相信世界在变好的人数百分比达到了惊人的23%，但和中国这一世界上最乐观的国家比起来还稍显逊色，因为中国有41%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一数值是英国的十倍。

    这重要吗？当然，十分重要。不管你认为自己行还是不行，你有可能都是对的，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着我们的实际行为。如果你相信世界即将坠入一个无底的黑色深渊，那你很可能会变得死气沉沉：不会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不会去努力创业，不会去创造新发明。“为什么要白费力气，反正结果一样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影响着经济发展，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经济年增长2%就会被西方财经评论员称为复苏，而中国经济增速6%还要被他们称作是减速了。

    世上最伟大的散文之一出自一位美国女士，海伦·凯勒之手。这篇文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作者从小失明、失聪，在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的帮助下，才学会了说话、阅读、写作。这篇散文写于1903年，那时海伦刚学会把纸张印在槽板上写字，板上的沟槽和索引笔可以帮助她书写。这里有一段节选：

    曾经我只知晓黑暗与死寂，现在我还懂得希望与欢乐。曾经我焦躁不安，不断冲撞那道将我禁闭起的围墙；现在我欣喜地意识到，自己还可以独立思考、付诸行动，从而到达自由的天堂……一个冲破了生命禁锢，感受到自由所带来的狂喜与荣耀的人，怎会再甘愿做一个悲观者？！我早年的经历就是从悲到喜的一次飞跃。在我主动运用第一个单词时，我就冲破了束缚、投入了光明：我学会了如何真正地活着、如何思考、如何满怀希望。

    我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马修从阁楼上的旧箱子里翻出了贝克汉姆的曼联7号球衣，抱起足球，跑进花园开始特训。儿子，你永远不知道曼联什么时候会给你打电话请你去效力！保持乐观，勿忘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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