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鱼薯条，英国味儿的庆丰包子

在位于契克斯庄园的首相私人官邸，英国首相卡梅伦带着中国贵客去了一家百年酒吧“犁吧”，品尝了当地黑啤，以及一道在英国既可高大上又亲民至极的菜肴——炸鱼薯条。

说它是菜肴，恐怕有些过，因为它实实在在像是快餐；说它是快餐，又有些屈，毕竟它是英国国人绝无仅有、引以为豪的唯一一道国菜，没有之一。

那就随新华国际客户端的视线来看看，这道只有两种原料、仅仅靠油炸的简餐，是如何变成国菜的。

其实，这道菜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中文译名，炸鱼和薯条、炸鱼薯条、鱼和薯条、鱼薯炸等等，各有各的译法。但没有哪一款译名，能像原文那样，叽里咕噜，含含糊糊。Fish and chips，撅着个嘴就完成了发音，这种对吃不张扬的性格，符合传统英国人在某些事情上把持的那种内敛。所以从名称上说，这道菜够英国！

无论去英国的哪里，城市，村镇，海港，如果你问当地人，这里有什么美食，答案八九不离十会是Fish and chips。开始你会有些无趣，尤其对吃货来说这可能还会是个笑话，但当你真去品尝后，还真可能发现鳕鱼和比目鱼的差别。如果还觉得没啥两样，可以换酱汁啊，可以选择茄豆汁，或者番茄酱，这总该有差异了吧。但本地吃货会告诉你，淋上酸醋，这才正宗。于是你发现，走遍英伦三岛，气候在变，口音在变，惟有Fish and chips的口味不变，这才是国菜。

Fish and chips，在英国，是不在饭店里吃的，那是骗外地人的。最地道的，一定是藏在街巷中的小酒馆里，或者快餐店里。两者的口味差别不大，但对当地人来说，要在不同的时机去不同的场所用不同的方式品尝相同的美味：凑活吃一顿，就去快餐店，用餐盒裹着，用报纸包着，用手拈着，站着大快朵颐；要是去酒馆，就得用餐盘，用刀叉，就着啤酒，很绅士地一刀一刀地把鱼肉切开，一叉一叉地戳起厚重的薯条。Fish and chips，在不同语境中变换着身份，满足人们肉体和精神的需求。

如果觉得含糊的发音、普世的口味、变换的角色还不足以让油炸冷冻鱼片和油炸薯条如此名声大噪、经久不衰并上升到国字号的级别，那告诉你一个隐藏在Fish and chips背后的秘密——它保留着英国最辉煌时代的记忆，它是英国工业革命最美好的写实。

十九世纪，捕捞业的快速发展使北海的鱼群大批量上岸，加上快速发展的铁路把英国各地与海港码头无缝对接，鱼肉价格迅速下跌，走上百姓的餐桌。狄更斯在19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中就提到深度油炸的鱼片。而促成鱼和薯条联姻的，还是狄更斯，他在1859年出版的《双城记》里第一次用chips这个英文单词来表述深度油炸的土豆条。就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食材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碰撞出火花。1860年，伦敦出现了第一家炸鱼薯条专卖店，老板是约瑟夫·马琳。

此后，Fish and chips迅速蹿红，并从伦敦慢慢辐射到英国全境。它的出现，刚好迎合了在阴风凄雨中奔命的上班族，迎合了在工业时代冰冷机床前对温暖的需求，迎合了被资本家剥削半天所需的热量，迎合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欲望。乃至今天，那些每日还在坚持排队购买Fish and chips的英国食客，他们在等待的恐怕已经不是味觉的满足感，在蛋白质和淀粉之外，他们更是在咀嚼和回味一种荣光时代的小市民奋斗精神。

炸鱼薯条，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已不止是满足味觉或热量，更多的是怀念工业革命时代的荣光，回味那个荣光时代的一种奋斗精神。(图片来源：互联网)

它的过去，让人想起了旧时北京的天桥，当一天的力巴，用换得的零钱买一碗宽汁儿面，或是一碗卤煮，用最低廉的成本最大化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它的今天，让人想起中国的包子，上能入宴，下接地气。

炸鱼薯条也好，庆丰包子也罢，在美味的背后，有传统、有历史、有回忆，更有满满的正能量。(记者凌朔，编辑胡若愚，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