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專家：應對不平等問題 G20比G7更具包容性

“很多人認為，隻要努力學習和工作，就能夠成功，就能變得更富有。因而，一定程度的經濟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這種想法在大眾文化中根深蒂固，還被大量的好萊塢電影反復強化。”這種“聽起來很美”的美好願望，被一份名為《構筑公平世界》報告中的無情現實戳穿。

在巴基斯坦，如果一名農村男孩的父親屬於該國20%的最貧困人口，那麼，這個孩子躋身最富有的20%群體的幾率隻有1.9%。在美國，接近一半的出身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年后仍將屬於低收入人群。“現實情況是，在那些經濟極端不平等的國家裡，大部分富人的孩子將繼承父母的經濟地位，而窮人的孩子不管天資如何聰穎、后天多麼努力，仍將繼續深陷貧困之中。如果沒有服務於公共利益的政策干預，數以億計的最貧困人群的希望和抱負，在極端不平等的現實面前顯得微如草芥，特權和劣勢並行的現象將世代延續。”這份報告指出。

《構筑公平世界》報告是英國樂施會代表國際樂施會出版的，由國際發展機構香港樂施會在今年年初翻譯出版中文版。5月31日，由香港樂施會主辦的“構筑公平世界主題研討會”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樂施會高級顧問鄧肯·格林（Duncan Green）表示：“過去，人們都說不平等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是有害的。”

除了收入不平等，一些當今社會新顯現出來的不平等因素，在研討會上被重點提了出來。

“財產分配的不平等”是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重點提出的概念。他說：“在中國，過去幾年中，財產分配的不平等遠遠超出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房產作為一種重要的個人財產，對不平等現象的擴大“貢獻”不少。李實認為：“房價上升大概可以為1/3的財富不平等現象作出解釋。也就是說，假如基尼系數上升了100%，其中大概有30%的上升原因在於房價的上漲。”

讓李實憂慮的，是這種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對於年輕一代的影響。他說：“這個問題對代際財富不均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現在的年輕人明顯感覺到，靠工資收入要想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買一套房子，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對於很多年輕人而言，沒有很好的財產積累，僅靠收入本身，維持所謂的中產階級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給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

“制度性不平等”是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民權教授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他表示，現在有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化加劇了“制度性貧困”，“制度性貧困”是全球化的代價不斷積累的客觀結果。“這種代價不斷地向弱勢群體轉移，最后轉移到農民身上，而農民因自身的承載能力問題又隻能再向環境轉嫁。有時候，環境污染等現象是農民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劉民權說。

要解決不平等問題，落實聯合國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是最常被提及的話題。SDGs是2015∼2030年全球發展的方向性文件，“縮小差距”被明確列入了文件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

劉民權認為，中國將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的1/5，隻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對全球實現SDGs作出的貢獻就非常大。假如中國還能繼續帶動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的作用就更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中方二十國集團(G20)事務協調人李保東在聯大“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高級別主題辯論”發言中特別提出，“為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已被列為今年G20杭州峰會的目標之一，這是G20歷史上的第一次。

對於中國舉辦G20峰會，鄧肯·格林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表示，G20首腦峰會是2008年以后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建立的一個新機制，因為其“新”，所以也更為靈活。作為一個長期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鄧肯·格林認為，G20與G7（七國集團）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發展中國家也被納入其中，因而，在解決“不平等”等問題時，G20這一機制更為包容。他希望今年的G20杭州峰會能讓全球發展“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