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觀者在機遇中看見困難，樂觀者在困難中看見機遇。”

——溫斯頓·丘吉爾

    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我的大兒子馬修的29歲生日！馬修住在德克薩斯州，所以我通過WhatsApp手機App祝他生日快樂。馬修有很多令我喜愛的品質，其中一個就是他的樂觀。

    10歲時，他想要追隨貝克·漢姆的腳步為曼聯效力，甚至對此感到痴迷。但那時他未能加入校足球隊，因此我被派去跟他進行“爐邊談話”，試圖溫和地幫助他開拓視野，找到更實際的目標。

    我說，“馬修，你有沒有想過，萬一你沒能加入曼聯，你會干些什麼？”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當時的表情，好像難以相信我竟問了這麼一個問題。平復后，他說，“那我可能會為切爾西效力。”說完便帶著足球去花園練習了。

    馬修最后沒有加入曼聯或是切爾西。事實上，他實現了更高的成就——他的籃球水平無論是在英格蘭還是美國都屬一流﹔他在德克薩斯州貝爾頓市有一份很棒的工作﹔他家庭美滿，有嬌妻愛子相伴。我為他感到自豪。他的這些成就和他的生日也引發了徒步中的我對樂觀主義的思考。

    本質上我是個樂觀主義者——18歲就加入保守黨、支持紐卡斯爾聯隊的人怎會不樂觀呢？這種樂觀精神可能根植於我的基因中，流淌在我的B型陽性血中吧。樂觀的態度在徒步中對我幫助很大，我更願去相信，明天會是天氣晴朗的一天，可以洗上熱水澡而不是冷水澡﹔明天會途經這樣一家加油站，那兒便利商店裡的冰箱裡裝滿了冰鎮的健怡可樂﹔明天的落腳點有wifi，還有手機信號……

    想起積極樂觀時，我總是先想到雪琳，進而想到中國人。像美國人一樣，中國人有著積極向上的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杯子總是半滿的，而不是半空的，這也是他們做生意做得好的原因。他們相信成功就在不遠處。輿觀調查網為英國《獨立報》做的一項民調的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卻也充分証明了中國人的這一民族特性。

    調查於2015年11月至12月期間展開，其中一個問題是，“你認為世界在變好嗎？是/否”（暫停一下，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據調查顯示，在英國隻有4%的受訪者認為世界變得越來越好，法國還要少，隻有3%，德國也是4%。在所有歐洲國家中，瑞典是最樂觀的，這一數值達到了可觀的10%（不過我們仍要意識到，還有90%的人認為世界沒有在變好）。在印度尼西亞，相信世界在變好的人數百分比達到了驚人的23%，但和中國這一世界上最樂觀的國家比起來還稍顯遜色，因為中國有41%的受訪者認為世界在變得越來越好，這一數值是英國的十倍。

    這重要嗎？當然，十分重要。不管你認為自己行還是不行，你有可能都是對的，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影響著我們的實際行為。如果你相信世界即將墜入一個無底的黑色深淵，那你很可能會變得死氣沉沉：不會為自己的未來投資，不會去努力創業，不會去創造新發明。“為什麼要白費力氣，反正結果一樣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影響著經濟發展，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經濟年增長2%就會被西方財經評論員稱為復蘇，而中國經濟增速6%還要被他們稱作是減速了。

    世上最偉大的散文之一出自一位美國女士，海倫·凱勒之手。這篇文章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的作者從小失明、失聰，在她的老師安妮·莎莉文的幫助下，才學會了說話、閱讀、寫作。這篇散文寫於1903年，那時海倫剛學會把紙張印在槽板上寫字，板上的溝槽和索引筆可以幫助她書寫。這裡有一段節選：

    曾經我隻知曉黑暗與死寂，現在我還懂得希望與歡樂。曾經我焦躁不安，不斷沖撞那道將我禁閉起的圍牆﹔現在我欣喜地意識到，自己還可以獨立思考、付諸行動，從而到達自由的天堂……一個沖破了生命禁錮，感受到自由所帶來的狂喜與榮耀的人，怎會再甘願做一個悲觀者？！我早年的經歷就是從悲到喜的一次飛躍。在我主動運用第一個單詞時，我就沖破了束縛、投入了光明：我學會了如何真正地活著、如何思考、如何滿懷希望。

    我能想象這樣一幅畫面：馬修從閣樓上的舊箱子裡翻出了貝克漢姆的曼聯7號球衣，抱起足球，跑進花園開始特訓。兒子，你永遠不知道曼聯什麼時候會給你打電話請你去效力！保持樂觀，勿忘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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